胡泳專欄：網絡內容分級管理并不容易

　　文化部官員最近稱，相關部委正在研究網絡內容分級管理。其實，提起分級，我們首先想到的會是電影分級和電視分級。這兩件事情都已經吵嚷多年了，但至今仍然懸而未決。在討論網絡內容分級管理的時候，讓我們先來問一下：是什么阻礙了中國的影視分級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，一定會影響到網絡內容的分級。

　　影視分級制度的實行，是政府、行業組織、影視節目制片方、放映機構、觀眾等多方參與的一種存在利益選擇的行為。它的初衷，是將含有兇殺、暴力、色情、淫穢等內容的節目設置為限制級，而這種限制在保護兩種人的權利方面具有正當性：一是未成年人，這樣做可以避免青少年身心發展受到不良的影響；一是不同意的成年人，他們有權選擇不被暴露在令其感到厭惡的信息環境之中。通過標示的等級，可以事先告知成年人，使其在充分信息條件下進行選擇，以防止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冒犯。

　　這兩個出發點都很好，為什么影視分級在我國卻千呼萬喚不出來？綜觀這些年圍繞影視分級的爭議，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一些原因：

　　第一，影視管理機構還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，完成從審查制到分級制的過渡。說到分級，人們立刻會做出一種反應：在所定級別范圍內，是否可以合理合法地表現色情和暴力？觀眾是否也就擁有了某種觀看這些內容的權利？分級既然對各種節目的制作尺度提出規定，那么規定其實也就是自由。影視管理機構有意愿和能力面對這種“自由”的挑戰嗎？2008年3月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曾明確表示，中國暫時不會對影視作品實行分級管理，因為如果實行分級管理，等于承認淫穢色情可以大量出版。這清楚地表明，管理層并不希望放棄內容審查和把關，而單獨依靠影視分級制來決定節目適合給誰看。況且，影視的審查是一種政府行為。

　　第二，市場管理的不成熟，也導致分級制度難以出臺。管理跟不上，分級制度就會如同虛設。比如，如果電影院為了經營收入而將限制級電影票賣給未成年人怎么辦？街面上或網絡上的商販會告訴青少年要分級購買碟片嗎？在管理實行不了的情況下，限制級內容反而會成為炒作對象，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根本沒有出格情節的電影《寡婦村》在上映前，卻大打“兒童不宜”的告示。

　　第三，盡管對于影視內容的監管已有各種條例規定，但要準確地根據公眾接受度、法律等因素劃定暴力、情色等界限，卻是一個十分模糊的地帶。例如，黃色、淫穢、色情在我們這里完全攪成一鍋粥。低俗、不良等概念也更多是政策上或者道德上的，在法律上缺乏確定性。而由此帶來管理上的“混沌”，從某種程度上說，一旦明確了分級制度，就必須制定明確的、對社會公開的標準。對管理部門而言，這樣肯定會給將來的博弈帶來不確定性。穩妥的辦法是根本回避分級的問題，強調那些不健康內容的危害性，從而保持管理的彈性空間。

　　既然影視分級制度遭遇這么多的障礙，憑什么認為網絡內容的分級就可以跨越這些障礙呢？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業的分級制，其執行的復雜程度都無法與對網絡的監控相提并論。電影公司和電視臺的數目都是有限的，也就幾十家到幾百家，但全國卻有上億互聯網用戶。設立專門機構對每年數百部電影的內容進行審查是可行的，對數百家電視臺的分級行為是否正當作出判定也并不特別困難，但這些辦法用于互聯網監管卻不會有很好的效果。

　　因為網絡中的億萬用戶，無論公司、機構或個人，既是信息服務的接受者，又是信息的提供者。當前在互聯網上傳播色情和暴力信息的主要是個人而非機構，而對于來自個人的信息進行嚴格管理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加大監管，徹底遏制不良信息在網絡上的蔓延，這種思路有著良好的出發點，但卻忽略了可能產生的問題。比如，在尋求保護青少年利益的同時，是不是踐踏了全社會的利益？會不會影響言論的多樣化以及信息的自由流通？在一個缺乏言論表達的社會，當公權力又一向強勢的時候，對于任何依靠自上而下的手段規范網絡發展的提議都應十分慎重。

　　分級制度只是一個工具，其所體現的對言論自由的保護與限制的憲法精神，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。如果我們沒有厘清分級制度背后的指導思想，就無法真正確立科學的分級制度。

　　(作者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)